前不久，《作家》杂志社的马季先生，对我的长篇小说发表了几点看法，他说我是专门给学者阶层写作的作家。其实我认为，社会是由各种阶层组成的，每个阶层必然有其审美标准，不论对哪个阶层，如果作家写得过分，读者也看得过分，作家写得理智，读者也看得理智。这些年来，我在写我所看到的、想到的或预感到的现实，在写作时我不受任何约束，几乎以泪代替了笑，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既可爱又可恶的虚构人物的灵魂。所以他的这句话，使我想起了台湾三民书局李美贞女士对我的小说的评价：“正如大陆女作家海男所说，我也非常喜欢你的小说。写作中的你，几乎不遵循任何规则，却通过你的作品告诫人们：理解这个可视世界的必要性，不要把这个世界看成是一台和谐的遵循理性的机器。”

     自从我的《父亲之死》和《人的故事》出版以来，我便转入了对城市题材的写作，根据我个人的体验和感悟，一直在营造一个完全属于我的小说世界：不稳定的人性，现代人的孤独、困惑、失落感和空虚感。我相信心诚则灵，也相信我能让我的读者着迷。我知道，还有许多比我更优秀的作家，也在从事着作家这一行，而且为了弥补他们的那种迁就姑息，对一些不甚受到读者欢迎的小杂志十分严厉，而对那些付给昂贵搞费的杂志却体贴入微。最近几年来，当代文学创作正处于历史上最具急剧变化的转折时期，这说明新一代作家们早已放弃固步自封的特性，以另一种崭新的态势和阵容，创造着心灵深处的一幅幅堪为典范的作品，他们几乎各自为阵，放弃了昔日那种一心想集体出名的白日梦，渐渐地走出不公正和不合逻辑的境地，从而进入了自己的内心世界，表达着正在发生变化的经历和思想，这些鲜为人知的经历和思想，是他们以自身的生存体验，对这个时代中发生于文学的危机进行分析而得到的感受。作为一个作家，我所要写的主要是人类思想的客观叙述，而不是历史事件的表层叙述。

     去年春天，我在上海海事大学演讲时，也说过我不喜欢什么流派或主义，我只注重人的肉体与意识，在现实中的实际经历。但是，这种文学观念是属于某种类性的，不只是玩弄一些普通的情感游戏，我把那些过于温柔的怜悯的倾向打碎了。换句话说，我试图写的范围，是比文学本身更重要的东西，因为在我的生命意识中，作家的灵魂比文学更重要。但是，有些作家的思想和目的，总是和某种形势相联系的，先于总的社会和经济形势相联系，然后才成为文学思想，但形势产生于思想，而思想又对形势起反作用，这些思想相互冲突，最后这些思想对许多人的生活发生影响，而这些人从不认为文学作品源于作家，源于生活着的作家本身。

     那天上午，在接到写这篇随笔的约搞电话时，我正坐在电脑前，有条不紊地，煞费苦心地，全神贯注，没有一点杂念地修改心灵史诗《痒》。突然的一个电话铃声，吓了我一大跳，把思路给打断了。当然，我把这一天当作“作为我的创作热情高涨”的一天来珍藏在记忆深处。在电话里，我还对他们的拦目，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，希望这本杂志对创建时代的新秩序，能有所帮助。这本杂志，可以说是我的文学摇篮，我很关心这本杂志的存在，不管在这每个人都希望繁荣的日子里，编辑们心里想着什么，以及他们怎样到达这一时代的最理想的境界，这毕竟是文学界的一件大事，也是一件我个人的一辈子的心事。相反，对文学创作，我不是怀着那种普遍感到的恐惧而生活着，而是生活在我自己的文学世界里。

     也就在那天晚上，在一个充满爱意的中学教师家里，我跟北京大学的陈教授交流了三个多小时，虽然陈教授对文学谈得很少，但他想承担把我的作品介绍到俄罗斯和美国的义务，其实我知道，他早就这么做了。最后，他确实对我的作品发表了很多独到的见解，他说：“从你的作品中，读者完全能够获得一种参与历史进程的感觉。”接着，他建议我说，对写作进行一些必要的修正，放弃源于哲学的情感，转变那种两个世纪来压迫着作家们的“孤独和超群”之感，这将使作家得到一种强烈的价值观念和新的题材。

     陈教授的提醒恰到好处。我过去经常认为，与我精心培养的五光十色的内心世界相比较，外部世界已经变得色彩暗淡，沉闷单调；而现在呢，由于我长期与世隔绝而变得衰弱无力的却是我的内心世界；生机勃勃，绚丽多彩，应该以丰富的想象力去描写的倒是外部世界。我跟陈教授谈到很晚才回了家。可是，就在这天晚上，我做了两个奇怪的梦：在第一个梦里，我的独生子被一只驴那么大的狼狗，活生生的吃掉了，等我跑过去救儿子时，我看见只剩下了他的一条活蹦乱跳的腿；在另一个梦中，我仿佛走在寂寞的森林里，突然一阵风把我卷了起来，我像树叶似地被吹到一个迷宫里，一个纯洁的白脸青年领着我，走进一个山洞里。我看见一个先知躺在草床上，微闭着眼问我：“是谁把你带到这儿来的？”我迅速想了想，可能是星星或月亮吧，但我很快就否定了，便说是我的心灵把我带到这儿来的。先知对我说：“你登仙了。”

     第二天醒来后，我开始分析这两个梦：也许我把上一代人的历史经验看成了更老的历史原始模型的一部分：疏远离间和重新结合，或者离别和归来的老模式，这些模式如今还在一些作家的作品中重复，而且不断在生活中反复得到体现。在“文革”后不久，这种分析变得颇为流行，那时对一切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幻灭感，本身就成了一种意识形态，一种产生于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中的“一致意见”，认为我们的文学已经达到了巅峰。其实，那时的文学作品，除了无病呻吟的陈词滥调之外，就无话可说了。我们的文学，正在经历一个由旧质到新质的蜕变过程，这对于知识界摇摆不定的现实来说，是个无声的见证：历史塑造了并重新塑造着新一代作家，而新一代作家也同样地面临着新的困惑和考验。

     然而，我的兴趣所在，是我们这一代作家的不同的体验。我认为，个人的特性主要是社会属性；个别作家所可能具有的任何特性，都是作为更基本的特性的一部分而存在，这种更基本的特性与同一代的人所共有。但是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，这一代作家感到自己和历代作家的价值观念、人生态度和关注的问题相脱离，他们不断寻求以不同的方式来规定自己的生活和创造。所以，许多作家开始了一个在感情上疏远，或如他们自己所说的“除根”的过程，这个过程是“改革开放”以来的独特体验，完全以自我为中心，专注于自己的个性，渴望能有异国情调的冒险经历，能卷入风流韵事，能在文坛上出名，能过上穷文人放荡不羁的生活。此外，还有一些不关心社会问题的作家，由于拜金主义的影响，在理智上陷入了混乱，结果无可弥补地丧失了声望；而其他一些有经济头脑的作家，却保持了完整无损的“声誉”。

    那年秋天，我去昆明领国家级“骏马”文学奖时，专程跑了一趟成都，可是那几天，扬牧和瞿永明都不在成都，我只好投奔于阿来，在《科幻世界》编辑部里，我对阿来曾说过这样一件事：“在21世纪初，我们新疆很可能发生一个规模不小的文学爆炸；新疆文学沉寂了整整二十年，这种现象太奇怪了！……”我还对阿来说，所谓的边塞文学时代早已经接近尾声了，新一代作家正在成熟或已经成熟，在他们已经获得的社会阅历，并对自己的国家和文化渐渐产生新的尊重的同时，他们也在形成新的文学观念。可是边塞文学运动之后，所有岔开去的文学道路，都已经明显地走到了尽头，而所有的尽头，永远是相同的，似乎每一条道路都引向无比忙碌的徒劳，犹如萤火虫在幕色中飞舞一样。但是边塞文学运动之后，又形成了一个新边塞“作家群”，这是由新闻记者组成的“作家群”，是一群边塞文学之墓最后的守望者。不过，从他们的诞生之日起，他们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，剩下的只是一些为金钱或女人或男人，整天忙忙碌碌的灵魂。

     许多人一直认为，最优秀的作家或诗人，也许还在不死的民间。我认为，作家唯一像样的抱负，是做个不让人恶心的正义之师，不是专门做个油腔滑调的新产品推销员，或者更确切地说，把自己的心脏变成可口的野味，献给心爱的情人一样。我过去有个日本诗人朋友，这位文雅的青年诗人，出身于一个社会地位无可指责的家庭，别人都认为他是一个极有才华的青年，自从他发表第一首诗起，“天才”这个词应该对他适用，辉煌的事业展现在他眼前，可是他什么书也不看，而且只顾埋头写他的诗，或者整天热衷于追求女人。突然有一天，我收到了他的一封从美国寄来的信，他说他到了一种可怕的年龄，已经抛弃了家庭和社会关系，开始以极妙的轻蔑态度，把他心里想的话不折不扣地告诉别人。可是，他仍然在日本各种杂志上能发表他的诗，当他对别人施加魅力时，他很有魅力，以致他要费多年时间来树立一个敌人；但是由于他不断侮辱别人，他在树故方面也获得了成功。他十分痛恨妥协，这是尴尬的青春期特征，而文学的青春他从来没有真正有过。他后来又给我写信说，他要向伟大的日本作家安部公房跳战，开始写起小说来了。说实话，他连安部公房的一个哈欠都不如。

     这个事实使我惶惶不安，也使我觉得写作并不是什么游戏，也不能因一时的感情冲动而写作，我有足够的经验证明：写作是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塑造。作家应该一面保持自己的观点，这主要是作家的观点，不是普通人的观点；另一方面，作家要关心人类活动的每一个方面，包括科学、社会学和各种方式的革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