田永明
去掉“苗”字，只说“山上”，这里代指“高”处。言“风景”，是说以我观物，我看风景，既然观物者为我，自然物皆有我之色彩。但是，从未到过高处，所说的高处，也只能是我的管窥之见，卑之无甚高论是显而易见的。好在有“姑妄言之”一词，可做挡箭之牌，听者权且姑妄听之。于是便少了顾忌，多了大胆，把我所看到的“山上风景”，用拙稚的文字表述出来。
山上的风景，最易观者，是官场之山（学识之山和道德之山本文暂且不提）。官场这架山上，无论是看历史，还是看现实，都景观颇多，异彩纷呈。这架山，最能引起人们的注意，也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。
在这架山上，从山脚到山腰再到山顶，林立着各种位子，每个位子占据着一方风光。无论是那个国家，那个朝代，都会有由低而高组成一架大山。用历史文化的眼光看，无论是封闭的、开放的、独裁的、民主的制度下，这座山的组成方式无论有多么大的差异，但由低而高，形成底部大，高处尖的形制，则完全一致的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是一种社会组织，就会形成一座大山，位置从下而上依次递减，而每个位子上的权力却依次递增。山底下，是芸芸众生；山之尖，自然可容身一人或数人，山腰上，是井然有序林立的位子。
观看官场这架山，的确有很多风景，历史书所述的重点，大都是这架山上的风景。以我此时能想到的，分立四个条目，说说鄙陋之见。
一、高处的趾高气扬。如山的官场，位置自有高低。一旦进入官场，谁都想穷千里之目而更上一层楼。想再上一层楼，也许正如左思所说的，可以“掩此百尺条”。站得高，可以看得远，但也可以站在高处，什么都不看，无所谓远近。在这些想更上一层楼者中间，自然有为了“穷千里目”者，但也有意不在此者，而只是看中了在高处可以一呼百诺，可以为所欲为，享受那众山匍匐而“小”的乐趣。事实上也是这样，在官场上，只要官高一级，便可以在下属面前指手划脚，可以趾高气扬，可以随心所欲而“逾矩”。如慈禧，在国难当头，虽然侵略者的炮火已经到国门口，她仍高高在上，大张旗鼓为自己准备六十大寿，就这样，还觉得自己受了极大的委屈。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站的越高，位子越高，似乎事情越容易做。有两个例子可以证明：一个是在饥馑年代，饿殍遍野的情况下，不是就有一个十分奇怪地问“何不食肉糜”的皇帝吗？一个是清代“名臣”李鸿章，不是有名言说“一个人连官都不会当，什么事情都干不成了”的高论吗？以此看来，在官场的“山之巅”，本来就不需要左思说的有“千尺条”的“涧底松”。近观当今，看那些身在高位的人，他们经常在镜头上挥臂，口吐余唾，即使在无意间吐出的唾沫，也会让天下人为之战栗，必须经过数十年，才能喘过气，缓过神来。然而，他们如果离开了秘书的讲稿，便会语不成句。
二、低处的唯唯诺诺。一座山，有高处，也就会有低处。很多低处，在老百姓看来，仍高不可仰。但当有一个新的高度在，相对低处的那些官员，便只有唯唯诺诺。中国历史上面对高处就有许多经典词句，如“奴才该死”，“罪臣当诛”、“谨尊圣命”、“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”。民间有说法是，官大一级压死人，官山上充满了唯唯诺诺，想必就是因为“压”字，力重千钧，即使再通达的人，也会因之而股栗。
如果说历史上如此，当今也许已经进步了。然而不然，当今虽然没有了“奴才该死”的口头禅，便却保留了见风使舵、阿谀逢迎、口是心非、阳奉阴违的传统。也许有人说，中国如此，西方可能好一些？其实不然，在所谓的民主社会中，官场之巅为总统，可副总统却也必须由总统选定，再说，大事的拍板定案，似乎还是总统说了算。即使参议者，也都不能做出最后的决断，你可以表达坚决不同意，而一旦高处做了决断，低处似乎也只有“唯”和“诺”了。就是说，只要有官场，便会有高下，高处一定会趾高气扬，而低处必然唯唯诺诺。也许只能这样，才像个官场的样子。
三、固定中流动不居。然而，官场是由位子构成的大山，每个位置是相对固定的，即使位置有变化，也不过是位子多少的变化，金字塔形的总体规格是不可能变化的。细想由诸多位置构成固定的官场之山，却也经常显示出流动不居的特点。就是说，那诸多固定的位置上，我们看到的景观是：今天是穿红的，明天是穿绿的；用鲁迅的话说，叫“城头变幻大王旗”；用民间的话说，叫“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”。衙门是铁打的，官像流水一样，你先唱罢我登场。在这流动不居中，不断上演官员流水剧，显示这世间的众生相。因为这固定的体式中，包含着流动不居，所以身在高处的，欲想多一些趾高气扬，便要想法保住这高高在上的态势。于是，明白者便通过各种方法来让这流动来得慢一些、缓一些。于是，便有了“兼听则明、偏信则暗”、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的忠告或自警。
官场这座大山虽然从来没有倒过，然而由于流动不居为其铁的定则，人类的历史便按照定则，不断改朝换代，不断因革兴替，不断如水那样流淌，时而平缓温和，时而湍急奔腾。然而，自有历史记载以来，便已生成的官场大山，至今依然故我，好像固定未变。而所谓的流动不居，也只不过是其中的角色和人物不断更替，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已。
从现实来看，似乎也是如此，无论有多少旗号，有多少所谓的改变，但官场仍保持着一座山的形制，从来没有改变过。改变的，不过是在此山各个位置上换了不同的主人而已。以我愚陋之见，似乎这种山之“固定”和人之“流动不居”，今后也不会发生实质性的改变。
四、流动中喜怒不定。其实，在官场这座山上，最值得一说的是流动着的官员。这座山的体制自古及今没有变化，但每个位子上的人却如走马灯一般，正如上面说过的，衙门如铁，官如流水。于是，便有扶摇直上的，也有慢慢攀登的；当然，也有从山顶上滚落的，也有慢慢下降的，更有几起几落的。
这里说几个大的，扶摇直上的如刘邦、朱元璋，一个曾是地痞流氓，一个曾沦为乞丐，但最后都站在了山巅，成了一代之君，成了览众山而凌绝顶的人物。当然，也有一旦成为臣虏的李煜，从山之巅而落入万丈深渊。登上山巅，自然喜之若狂，如刘邦在经过叔孙通训练之后，第一次享受到群臣匍匐时，站在山巅的喜悦之情便溢于言表；而李煜从顶端落入囚徒之后，却只能唱“春花秋月何时了”了。
当然，在这座山上，更多的人希望自己更上一层楼，希望自己能高一些，再高一些。但总有不断高升的，可也有不断下降的。高升，喜不自胜，降低，苦不堪言。于是，因为升升降降而演出一幕幕人生的悲喜剧。
左思对“离离山上苗”的不满，就是抒发不能上一个台阶的愤慨的。他的看法是，那些有“百尺条”的“涧底松”不应该生长在涧底，特别是他不能容忍仅有“径寸茎”的“山上苗”生长在高处。就是说，左思认为，在官场的这架山上，应该是高大者生长在高处，低矮者应该生长在低处。然而他看到了却没有想明白的是，高处不一定需要高大的“涧底松”，高处仅有“山上苗”就足够了。正如现今当官的可以没有脑子，脑子都长在秘书头上。这是自古到今没有太大改变的地方，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
